一、平壤和下平壤的建立
    《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5东川王二十一年（247年），“春二月，王以丸都城经乱不可复都，筑平壤城。移民及庙社。平壤者本仙人王俭之宅也，或云王之都王险。”所谓“丸都城经乱不可复都”，是指245年－246年， 丘俭破丸都城而言。
    对247 年“筑平壤城”和“平壤者本仙人王俭之宅也”的记载，有的认为不可信。理由是认为今平壤在东川王时，还不是高句丽的领土。认为筑平壤城当在313年， 高句丽攻占乐浪郡（今平壤）以后。
东川王二十一年（247年），“筑平壤城”。 这一平壤不在今平壤是可以肯定的，因为247 年时，今平壤还不是高句丽的辖境，这里还没有平壤的地名。从高句丽“都国内， 历四百二十五年”（1）的记载来看，247 年所筑的平壤城还是高句丽都国内（今集安）的时期。高句丽在国内先后筑有尉那岩城、丸都城、平壤城、国内城。因此，247 年所筑的平壤城当在国内，即今集安，而不是今平壤。美川王三年（302年）秋九月：“王率兵三万侵玄菟，虏获八千人，移之平壤。”再一次证明，此平壤即今集安而不是今平壤。不能因为公元247 年所筑的平壤城不在今平壤，或302 年高句丽尚未占据今平壤，便认为247年“筑平壤城”，或302年将虏获的玄菟郡民“移之平壤”的记载不可信，或否定它的存在。247年所筑的平壤城和302年将玄菟民“移之平壤”的这一平壤不在今平壤，而在今集安（即国内）。
高句丽美川王在313年侵占乐浪郡和314年侵占带方郡以后，为了南攻百济，西防慕容燕，在南方建立根据地，并为迁都作准备，所以在故国原王四年（334年），又“增筑平壤城”。所谓增筑， 就是在247年，在国内筑平壤城以外，又在原乐浪郡地附近，增筑一座平壤城，这一增筑的平壤城在今平壤，而不是在今集安。所谓增筑，就是在247年，在国内筑平壤城以外，又在原乐浪郡地增筑一座平壤城。故国原王十三年（343年）秋七月，“移居平壤东黄城，城在今西京木觅山中”。这里明确指出334年增筑的平壤城和343年移居的平壤城“在今西京”，高丽（王建高丽）时代的西京即今平壤。所谓移民不是迁都，而是充实加强平壤城的防御力量，为南进和迁都作准备。高句丽故国原王时代加强平壤根据地的建设，引起百济的紧张和关注，连续发生争夺平壤的战争。在故国原王四十一年（371 年）冬十月：“百济王率兵三万来攻平壤城，王出师拒之，为流矢所中”（2）接着又在高句丽小兽林王七年（377年）， “百济将兵三万来侵平壤城”。（3）广开土王四年（395年）“王与百济战于 水之上，大败之，虏获八千余级”（4）百济在371年进攻的平壤城，即“至十三世近肖古王，取高句丽南平壤”或近肖古王“咸安元年（371年）取南平壤”（5）的记载这平壤即南平壤，亦即今平壤的明证。这一平壤亦即《好太王碑》所说的好太王九年（已亥年，399 年）王巡下平壤”的下平壤。从南下北上可以推知，所谓“下平壤”即“南平壤”，亦即今平壤。所谓“南平壤”或“下平壤”，不是在今平壤之南，而是在247 年所筑平壤城之南。有的认为南平壤在今平壤之南的黄海南道新院郡长寿山一带，并不正确。
    由上述可知，247年所筑的平壤和334年增筑的平壤不在一地，而是南北相对，两者是同名异地。这和247年“筑平壤城”以及高句丽在313年侵占乐浪郡后的334 年又“增筑平壤城”的记载是相符的，特别是371年百济攻平壤城即南平壤的记载来看，247年所筑的平壤城和334年增筑的平壤城，是北、南二地。不能因为247年所筑的平壤城不在今平壤便认为是记载错误或否定247年所筑平壤城的存在。如果没有247 年在国内（今集安）筑平壤城的史实，怎会出现334年增筑平壤城和317年的南平壤的记载呢？
    《三国史记》的编者对247 年修筑的平壤和334年增筑的平壤城并没有搞清。既云平壤城在西京，即今平壤，又云“平壤城似今西京”和“不可知其然否”（7）。特别是把王险城推定在247年所筑的平壤城更是明显的错误。王险城在334年增筑的平壤城，而不是在247年所筑的平壤城。《三国史记》的编者，以247年所筑的“平壤城者本仙人王俭之宅也，或云王之都王险”是错误的，有的根据这一错误记载，作为否定247年在国内筑平壤城的根据也是错误的。不能因为247 年所筑的平壤城不在今平壤而否定它的存在。上述文献所载334年又“增筑平壤城”和《好太王碑》中的“下平壤”，即“南平壤”就是247年在国内筑平壤城的证明。
    二、东夫余的由来和地理位置
   《好太王碑》中的东夫余，关于它的由来和地理位置，中外史学界还有争论，笔者认为东夫余即原居鹿山的夫余，346年，夫余王城迁到今农安以后，以鹿山为王城的这一部分夫余，因在西迁夫余王城之东，故云东夫余。对此，因笔者已有论述（8），今仅将其要点分述如下，请方家批评指正。
    东夫余之名，始见于公元414 年建立的《好太王碑》，后来又见于12和13世纪，即宋、元时期撰成的《三国史记》和《三国遣事》，但东夫余之名，不见于中国史书的记载，关于东夫余的问题，是中外史学界还有争论和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笔者认为东夫余之名的出现，当和夫余的迁都有关。据东晋永和二年（公元346 年）正月条载：“初，夫余居于鹿山，为百济所侵，部落衰散，西徙近燕，而不设备”（9）从当对夫余，高句丽，百济的方位和情况来看，这里所说的“为百济所侵”是错误的。有的认为当是“高句丽所侵之误”。笔者认为这一看法也是错误的。因为公元346 年前后，正是高句丽连遭前，后燕侵袭之时。 公元342年，前燕慕容皇光大举进攻高句丽，丸都被毁，宫室被烧（10）公元400年，后燕进攻辽东，“拔新城，南苏二城，开境七百余里，徙五千余而还”（11）。公元346年前后的高句丽，既无力，也无暇进攻夫余，同时在346年前后，也没有高句丽进攻夫余的记载。事实是：夫余西徙近燕的原因，实为前燕所侵（12）高引起的。据载：永和三年（347年）通鉴为二年（346年），燕王慕容皇光“遣其世子 与恪率骑万七千，东袭夫余， 之，虏其王及部众五万余口以还”（12）夫余西迁后的王域，即夫余后期的王城，亦即后来渤海的扶余府和辽代黄龙府之地，在今农安（13）。夫余西迁到今农安以后，在前、后燕的卵翼下，免强维持到494年，才被勿吉所逐而灭亡（14）。
    公元405年，高句丽和前，后燕争夺辽东，玄菟两郡获胜后（15），乘夫余西迁后，部落衰散，鹿山的夫余王城因迁都已无任何防御措施之机，好太王二十年（公元410年），便以“东夫余旧是邹牟王属民，中叛不贡”（16）为借口，大举进攻东夫余。所谓“中叛不贡”，有各种不同解释， 笔者认为当指公元346年，夫余西迁后，依附于慕容燕，和高句丽中断了来往，长达60余年（公元346年－410年）之久。《好太王碑》中所说攻占的东夫余即指在西迁夫余之东的夫余，亦即以夫余前期王城为中心的夫余。这一看法的根据是《新唐书. 流鬼传》云：“达末娄自言北扶余之裔。高丽（即高句丽）灭其国，遗人度（渡）那河，因居之，或日他漏河，东北流入黑水”。从“高丽灭其国”可确证是指高句丽好太王二十年（公元410年）攻占东夫余的问题。一部分东夫余人渡那河（那河或曰池漏河，指今第一松花江）居住，建立达末娄即豆莫娄国。《魏书，豆莫娄国传》云：豆莫娄国“旧北扶余也”。《新唐书.流鬼传》云：“达末娄自言北扶余之裔。”这是东夫余即北夫余，旧北扶余的可靠证明。由此可知，东夫余是他称，而北扶余则是自称。所谓旧北扶余，是因自北夫余已经灭亡，故云旧北扶余或旧夫余。此外还有，好太王攻占东夫余以后，派遣到该地的镇守官员是“北夫余守事”（17）好太王任命牟头娄为“北夫余守事”，这是以东夫余即北夫余的根据之一。
 《好太王碑》中所说的“军到余城，而举国骇服”。这一余城，即北扶余王城，亦即夫余，“初，居于鹿山”的夫余前期王城。这一看法的根据是：公元410年，高句丽好太王攻占东夫余城后， 高句丽又沿用，成为高句丽北部边防重镇的扶余城。到公元668年， 唐派“李 等拔高丽（即高句丽）扶余城。”在这一高句丽的扶余城条下，胡三者注云：“扶余国之故墟，故城存其名”。可证高句丽的扶余城即“扶余国之故墟”，亦即夫余初期，居于鹿山的夫余前期王城。据《好太王碑》载：410年好太王进攻东夫余城是时，因夫余早已迁都，故已成为无防御的空城，所以好太王凯旋时，“其慕化随官来者”仅有几个鸭卢（夫余贵族官员），而没有涉及到夫余王之事。这是410年好太王攻占的东夫余只是西迁夫余之东的夫余。而不包括西迁的夫余，西迁的夫余是在494年为勿吉所的逐而灭亡的。
    好太王410年攻占的东夫余城， 即夫余前期王城，亦即在鹿山的王城，这一王城在哪里？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载：“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千里”。《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裴注引《吴书》谓：“玄菟郡在辽东北，相去二百里，”此即指第三玄菟郡的郡治所在地。辽东即今辽阳，汉代二百里约当今一百四十里辽阳之北一百四十里之地，当今沈阳市附近的上柏官屯汉、魏. 晋古城。由此可知，汉、魏、晋时代的夫余王城，当在第三玄菟郡即沈阳市附近的上柏官屯古城之北千里即今七百里处。今吉林省中部的吉林市一带正当其地。推定东余前期王城在今吉林市龙潭山、龙潭山车站、东团山一带的考古资料方面的根据是：吉林市是西团山文化（青铜文化）的遗迹，遗物都是最为密集，最丰富的地区。同时，这里还有汉代夫余和东晋以后高句丽时代的遗迹、遗物。今吉林市龙潭山、龙潭山车站，东团山一带，是长城以北，汉化文物最丰富的地区。以西团山文化（青铜文化）和汉代文化分布的密集和丰富的情况来看，这里当是古代经济文化的中心。在今吉林市龙潭山，东团山南的帽儿山一带，已发掘出大批汉代夫余人的木椁墓。这和夫余人死后“尸之国南山上”，以及“有椁无棺”的记载相符。今吉林市泡子沿遗址的上层和榆树老河深中层墓葬出土的文物，即汉代夫余的遣物。把吉林市龙潭山、龙潭山车站、东团山、帽儿山一带推定为夫余初都的王城所在地，不但与文献记载相符，而且也有考古资料的证实。
    夫余在公元346年，“西徙近燕”后，夫余一分为二，一在以夫余前期王城为中心的夫余，即东夫余；二是西迁到今农安，以夫余后期王城为中心的夫余。公元410年， 高句丽好太王攻占的是东夫余。公元494年， 勿吉攻占的是西迁到今农安一带的夫余。《好太王碑》云：高句丽始祖邹牟”出自北夫余”，而不说“出自东夫余”，因为邹牟王时，夫余即北夫余还没有一分为二，还没有东夫余之名，所以《好太王碑》云：邹牟王“出自北夫余”。《好太王碑》又云：好太王二十年（公元410 年），攻占东夫余，即不是说攻占夫余或北夫余。因为好太王当时攻占的不是夫余的全部，而是夫余的一部分，即东夫余，并不包括西迁的夫余。由此可知，《好太王碑》所云：邹牟王“出自北夫余”，公元410年攻占的是“东夫余”， 是非常确切可靠和符合历史实际的。
    《三国史记》卷1和《三国遣事》卷1皆云高句丽始祖东明（即邹牟，朱蒙）出自东扶余。但在《三国遣事》卷1， 北扶余条又云：“东明帝继北扶余而兴，立都于卒本川，为卒本扶余。这都说明把东夫余看做北夫余的问题，二者是一个夫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东夫余出于东扶余也不是错误，但从东扶余出现的年代来说，还是《好太王碑》所云，邹牟“出自北夫余”的记载更符合历史实际，更为可靠。
    三、东扶余是不是在东海之滨或北沃沮的问题   
    有的认为东夫余是在东海之滨或北沃沮建立的，但论据并不可靠，其说难以令人信服。
    主张东夫余在东海之滨者提出的论据是：《三国史记》卷1， 始祖东明圣王条：“扶余王解夫娄…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曰迦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遂劝王移都于彼，国号东扶余。”《三国遗事》卷1纪异， 东扶余条亦载：“北扶余王解夫娄之相阿兰弗，梦天帝降而谓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名迦叶原，土壤膏腴，宜立王都。阿兰弗劝王移都于彼，国号东扶余。”关于东扶余建国的神话传说，两者记载相同，唯一云扶余王朝夫娄，一云北扶余王解夫娄。这是扶余即北扶余，二者并无区别的明证。
    笔者认为上述记载所说的东扶余，是在汉代，解夫娄王从北扶余即扶余，移都于东海之滨的迦叶原地方建立的，这是根据神话传说推定的。是“扶余王（或云北扶余王）解夫娄之相阿兰弗，梦天帝降“而说的话，不能以梦中所见天帝下凡而说的话当成史实，做为推定东扶余在东海之滨建国的根据。
    也有的根据《晋书.慕容 载记》的记载， 认为东扶余是在西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鲜卑慕容 破夫余，“其王依虑自杀，子弟赴保沃沮”时，在北沃沮建立的（19）。笔者认为这是对原文的误解，请看原文是怎样记载的。《晋书. 慕容 载记》云：慕容 “又率众东伐扶余，扶余王依虑自杀， 夷其国城，驱万余人而归。东夷校尉何龛遣督护贾沉将迎立依虑之子（即依罗）为王，遣其将孙丁率骑邀之，沉力战，斩丁，遂复扶余之国”。《晋书. 四夷传.夫余国》云：至太康六年（公元２８５年）， 为慕容 所袭破，其王依虑自杀，子弟徒保沃沮。”“明年（公元286年）， 夫余后王依罗（依虑之子）遣诣龛，求率见人还复旧国，仍请援。龛上到，遣督邮贾沉以兵送之， 又要之於路，沉与战，大败， 众退，（依）罗得复国”。这两处记载明确指出公元285，夫余被慕容 袭破后，子弟走保沃沮”， 即逃到沃沮避难。但在第二年即公元286年， 在西晋的援助下又迁回原地复国，而不是在北沃沮建立东扶余，在北沃沮也找不到东扶余立足之地。
    由上述可知，所谓在东海之滨的迦叶原地方或北沃沮之地，建立东扶余的根据，一是来自神话传说，一是来自后人对原记载的误解，并无可靠的根据，因此，在东海之滨或北沃沮一带，找不到东扶余在这里建国的记载，这里并不存在所谓的东扶余。夫余在两汉时代“其国殷富，自先世以来，未尝破坏”。两汉时代；夫余周边各族还未发展壮大起来，还没有一种力量威胁到夫余迁都的问题，高句丽大武神王五年（公元22年），虽曾打败夫余，并杀其王带素，但并未灭其国（21）。东汉时代，鲜卑檀石槐虽曾“东却夫余”（22），但并未威胁到夫余迁都的问题。在两汉时代，夫余也没有迁都的任何记载。东海之滨或北沃沮一带，在汉、魏时代，先后归汉代玄菟郡和乐浪郡东部都尉管辖。其后，这一带又被高句丽征服。沃沮因“其土迫小，介于大国之间，遂属句骊（23）”。高句丽从东明王到太祖王，先后统一了太白山南北，以及南、北沃沮，即今朝鲜东北部沿海和今中国延边一带（24），在这里并无有关东扶余的记载。
    高句丽闵中王四年（公元47年）秋九月，东海人高朱利献鲸鱼目。太祖王五十五年（公元107 年）冬十月，东海谷守献朱豹。东川王十九年（公元245年）春三月，东海人献美女。这都说明汉、 魏时代，东海之滨已归属高句丽，并不存在东扶余的问题。
    曹魏正始六年（公元245）年， 丘俭遣玄菟太守王颀追击高句丽的东川王，当时的东川王先逃到南沃沮，后又逃到北沃沮，王颀率军追击“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25）。曹魏军在南，北沃沮追击东川王的过程中，并未见有早在解夫娄王时迁都到东海之滨的东夫余。《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挹娄》载：挹娄“南与北沃沮接，”而不是南与东扶余接。《魏书.高句丽传》载：北魏时， 高句丽“东至栅城”，即北沃沮一带，而不是东至东扶余。从两汉到南北朝，东海之滨，南北沃沮一带，除前述神话传说和后人的误断外，并无东扶余的任何记载，这是在东海滨，北沃沮一带，并不存在东扶余的明证。
    有的以《好太王碑》中的东夫余，来肯定传说中的东扶余。但《好太王碑》中的东夫余，是指西迁夫余之东的夫余，即以夫余前期王城为中心的夫余，亦即北夫余。《好太王碑》中的东夫余和传说中的东扶余，两者不能混同。一是历史事实，具体存在于历史上；一是神话传说或后人的误断，实际并不存在，不辩明这一点，就无法正确理解文献记载的一些历史事实。证明《好太王碑》中的东夫余即北夫余和夫余的根据，除前述《新唐书. 流 传》和《魏书.豆莫娄国传》外， 还有《三国史记》和《三国遣事》中“扶余王解夫娄、金蛙、带素，亦书北扶余王或东扶余王。邹牟（朱蒙、东明）有“出自北夫余”，“出于夫余”，“出自东扶余”的不同记载，这不是哪一记载正确与否的问题，也不是记载混乱的问题，而是北扶余、东扶余即扶余的问题。《三国史记》卷1 ,始祖东明圣王十四年（公元前24年）秋八月条云：“王母柳花薨于东扶余”。同书十九年（公元前19年）夏四月条云：“王子类利自扶余余其母逃归。王喜之，立为太子。”都可证实东扶余即北扶余、扶余。三者是同一个夫余，而不是三个不同的夫余。即北扶余不是指在扶余北部，而是指在高句丽北部的夫余而说的；东扶余不是指在扶余的东部还有另一个扶余，而是指夫余即夫余西迁后出现的名称。即指以夫余前期王城中心的夫余，因在西迁夫余之东，故称东夫余（东扶余），即指在夫余前期王城所在地的夫余。
   有的认为《三国史记》和《三国遣事》“把北夫余、夫余、东夫余等与高句丽的关系，弄得非常模糊，所以对北夫余就抓不住头绪，”（26）。笔者认为不是《三国史记》和《三国遣事》把扶余、北扶余、东扶余“弄得非常糊涂”和“抓不住头绪”，而是没有正确理解文献所载北扶余、东扶余即扶余（夫余）别称的问题。
1）《三国史记》卷37，杂志6、地理4、高句丽。
2）《三国史记》卷18,高句丽本纪6、故国原王；《三国史记》卷24,百济本纪。近肖古王二十六年（371年）。
3）《三国史记》卷18,高句丽本纪6,小兽林王。4）《三国史记》卷18,高句丽本纪6，广开土王。
5）《三国史记》卷37,杂志6,地理4；《三国遣事》卷2,南扶余—百济。
6）崔永泽著，郑仙华译：《关于长寿山城1号建筑址》，载《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4年2期。
7）《三国史记》卷37,杂志6,地理志4,高句丽。
8）李健才：《三论北夫余东夫余即夫余的问题》，载拙著：《东北史地考略》第三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
9）《资治通鉴》卷97，晋纪19,东晋穆帝永和二年正月。
10）《三国史记》卷18,高句丽本纪，故国原王十二年条。
11）《资治通鉴》卷111,安帝隆安四年二月丙申。
12）《晋书，慕容皇光载记》。
13）李健才著：《东北史地考略》第17 -25页。
14）《魏书，高句丽传》；《三国史记》卷19,高句逦本纪7,文咨明王三年二月。
15）《资治通鉴》卷114,晋纪736,安帝义熙元年正月戊申条。《周书，高句丽传》。
16）《好太王碑》。
17）《集安县文物志》第125页，冉牟墓墨书。
18）《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夫余》。
19）（日）池内宏：《扶余考》，载《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13册第91-95页；（日）岛田好：《东扶余的位置和高句丽的开国传说》，载《青丘学丛》第16号，（昭和9年5月）。
20）《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夫余》裴注引《魏略》（《魏略辑本》）。